8月17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第二大贫民窟马萨雷，保罗·奥丁多（左）在达人秀上跳舞。
8月17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第二大贫民窟马萨雷，保罗·奥丁多（右二）在达人秀上跳舞。
8月17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第二大贫民窟马萨雷，造梦公益组织志愿者在“贫民窟嘉年华”上照顾一名儿童。
7月25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第二大贫民窟马萨雷，一名当地儿童参加“贫民窟嘉年华”青少年足球联赛。
7月25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第二大贫民窟马萨雷，一名参加“贫民窟嘉年华”青少年足球联赛的当地儿童和观众一起庆祝胜利。
在那篇演讲《城市的样子》最后，我说“快看，这城市有光”，之后被淘汰了，主持人春妮跟我说，希望你出发之后，能带回更多这个世界
在我来非洲的200多天里，这群同龄人在给贫民窟孩子们“造梦”，是最打动我的经历之一了。虽然已经时隔有3个多月了，但此刻想起在肯尼亚马萨雷贫民窟待的三天，依然会内心澎湃。故事的主题不新奇，和“梦”有关，但这是实实在在地“造梦”，不梦幻、很真实
一块黄土覆盖的运动场、开赛前刚用白色粉末画出了足球场的界线、旁边是一个临时搭起的12平米舞台、场边围墙上挂满了近千幅孩子们天马星空的画作……
这是肯尼亚内罗毕马萨雷贫民窟里举办的第三届贫民窟嘉年华，包括贫民窟达人秀、青少年足球赛、儿童画展等活动，参与人数上千人，被视作贫民窟里盛大的“狂欢节”。也因为这个活动的契机，我第一次走进带有“神秘色彩”的非洲贫民窟。
在嘉年华的前三天，我跟着“造梦公益”创始人阴斌斌穿过一条长约20米的巷子，巷子两侧是高墙和缠在丛木上的铁丝网。走出巷子的一刻，瞬间打开另一个世界，站在一个高地上往下看，密密麻麻的铁皮棚屋，整个马萨雷贫民窟置于一个峡谷之内。
马萨雷贫民窟，肯尼亚第二大贫民窟，就在首都内罗毕市内，不足3平方公里，居住着60万人口，贫民窟中大多数居民一直被世界银行列为长期贫困人口，每天靠不到一美元生活，这里不仅缺乏干净饮用水和卫生措施，还要时刻面对暴力和艾滋等疾病的威胁。
航拍俯瞰，可清晰看到贫民窟一墙之外是当地银行的富人运动俱乐部，平整的绿草皮足球场和贫民窟内的黄土操场斜角相对。
在一间大概20平米的砖房里，志愿者们正在带着达人秀的演员排练。借着窗户透进来的光，一名指导老师在指导几个孩子排练街舞，旁边坐满了等待排练的孩子，还有更多的孩子趴在窗户上、透过门缝关注着屋里发生的一切。
“他们对于艺术和足球狂热的热情，是我在其他地方的贫民窟没有见到过的”，“造梦公益”的总顾问唐敏是比利时鲁汶大学以及法国巴黎一大的双博士，攻读硕士和博士期间有调研过土耳其、印度等国家的贫民窟问题。在马萨雷贫民窟里有很多自发形成的舞团和自己创作的艺术家，他们非常希望有一个展现自己的舞台。
来自韩国高丽大学的志愿者潘燕雯负责这次达人秀的导演工作，她介绍说，这届达人秀一共有80多个节目报名，用了三天海选，最终挑选出舞蹈、唱歌、诗朗诵、模特秀等18个节目。
“在海选结束我们离开的时候，还有很多孩子会追着我们的车，说想要表演”，潘燕雯说，这届达人秀和前面两届最大的不同就是增加了演出前的培训，志愿者专门请来了4位当地的专业老师来指导他们，“培训这个环节真的让人感受到强烈的需要，他们很想要被培训，也很享受培训的过程，贫民窟真的太缺乏这样的资源了”。志愿者也计划在演出完之后能把这样的培训延续下去。
22岁的威尔逊就是舞蹈培训老师之一，他来自非洲第二、肯尼亚最大的贫民窟——基贝拉贫民窟，他说：“我想要教孩子们怎么用心跳舞，挖掘他们内心对舞蹈的热情，这样他们就不会无所事事去吸毒和犯罪”。他目前的工作是在当地的培训机构教12岁至18岁的孩子学习跳舞，他也有在电视台表演过，在当地小有名气。他从小学就开始迷上舞蹈，会跑到要转两趟大巴的地方去找老师学舞蹈。
“我不是天生就会跳舞，也是经过很刻苦的训练，我也想通过我的经历告诉孩子们，要谦虚和好学，这样在身上学到的东西是别人拿不走的”，威尔逊说，有很多通过努力走出贫民窟的足球运动员、艺术家，“我出生在贫民窟，在这里长大，我并不以此为耻辱”。他家里有父母和6个姐妹，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我现在已经能通过自己的收入负担起家里的生活”。
“达人秀在贫民窟几乎无人不知，人们都特别赞赏这个活动”，在肯尼亚副总统夫人办公室工作的弗雷德·奥卢奇在现场观看了演出，他认为这能够极大地挖掘孩子们的才华。
“这一场狂欢节大概是贫民窟的旷世盛典吧：尘土飞扬里恣纵奔跑的足球少年；笔触稚拙却生动烂漫的百千画作；排练短暂却惊叹四座的秀场达人，顶着骄阳却全情参与的马萨雷居民……当我置身在那片笑脸的海洋的时候，真的很感动，盼望着这份明媚的守护者里也能有自己一席”，目前在联合国人居署实习的南京大学学生郭硕在嘉年华后这样写道。
嘉年华当天，达人秀舞台周围里三层外三层站满了人，前排的孩子直接坐在泥地上，一起欢呼、尖叫、摆手。
“我不是受苦者，而是征服者。要为穷人而活，为他们发声……”，这是15岁的彼得自己写的说唱《Not a sufferer》。彼得穿着一件崭新的花衬衫，在台上活力四射地表演着，还会跑下台和观众互动，伸出话筒让大家和他一起合唱。
最终，他获得了达人秀冠军，演出完之后，就有人来问彼得要联系方式，鼓励他继续好好唱，表达可以为他提供录音设备，有几分要为他出专辑的意思。海选时，这个男孩朴实的表演就像“强心剂”一样打动了志愿者，给他的评价是：“就是他了，最好的说唱歌手，没有之一”。
也正是因为他自己写下的歌词，让我和志愿者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好奇，一起去了他家。去他家的路上，要走过很多房屋间的小路，路中间是臭水沟，有些地方只能踏着两边穿过。
说是“家”，其实就是塑钢板拼凑而成的房子，家门就是一块门帘布，周围很多小孩会从帘子缝隙好奇的把头探进来。屋里一半的面积是床，床上堆满了杂物，其中还有做饭用的灶台，这不到10平米的屋子就是他和他的父母及姐姐弟弟妹妹、一家六口的唯一居所，“相当于厨房、客厅、卧室都在这”。彼得说，“不够睡，我就睡在地上”。
在贫民窟内90%是租户，年轻人流动性很大。“虽然我喜欢说唱，但我的梦想是成为飞行员”，彼得说，因为父亲在内罗毕到蒙巴萨高速路上给人开车，是在地上飞驰，那他就要在天上飞。问彼得会不会离开这个地方，他说会凭自己的能力让家庭搬到外面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不管我从东到西，还是从南到北，我不会忘记我来自这里。无论我到哪里，家始终是家，即使它是塑料做成的”。
彼得一直在为他上台的衣服发愁，他最正式的衣服都是去教堂的时候穿的。他的母亲不善言辞也不太会英语，就一直在旁边笑。彼得要上高中了，学费很贵，问妈妈怎么办，妈妈幽默地说：“不用担心，上帝会知道的”；问她彼得如果在达人秀得奖了，她会怎么表示，她又说：“上帝会知道给你什么”。
燕雯还和我说了一个小故事：有一次排练，彼得的父亲骑着摩托兴冲冲地来到排练厅，魁梧壮实的大个儿把当时的志愿者们吓坏了。“因为听说当地人爱贪小便宜，一有机会就和你要东西，我也以为是这样，当时就先入为主地准备和他理论”，燕雯说，但最后事实证明，他只是一位为孩子着想的父亲。
这位父亲把燕雯叫到屋外，一脸严肃地说：“你看吧，彼得明年就要上高中了。他在这里接受培训的时候，其他同学都在学校里学习。别人学的东西，他都错过了……”原来他不是来要钱的，只是希望志愿者能把培训安排在放学后，并且跟学校老师商量，不要让达人秀的比赛影响到彼得的学习。“从头到尾，他没有强求我们任何事情。他还请求我们不要告诉彼得这件事，以免影响他的情绪”，这些都让燕雯肃然起敬，更让她为最初的偏见而懊悔。
彼得的节目可以说是“全家总动员”，他的弟弟妹妹都上去伴舞了。他们演出结束后，我们还在舞台一侧碰到了他的姐姐，因为她在高中寄宿未能在家里碰到，问姐姐“觉得弟弟今天的表现如何？”姐姐说，很不错，多亏她帮弟弟在家里训练，还说她专门用零花钱给弟弟买了这件花衬衫作为演出服。姐姐还跟我们说，他们的爸爸也爱弹吉他，现在吉他坏了，原来弟弟也算在完成父亲的音乐梦想。
“比起其他的活动来说，足球赛完全不用宣传”，本科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现在英国拉夫堡大学攻读体育商业与创新专业硕士的志愿者潘阳梦柔感叹说，贫民窟孩子对足球参与的热情超出她的想象，“有光脚踢的、有穿拖鞋的、一只脚穿鞋另一只不穿的、球鞋搭拖鞋的，什么样的都有”。另一名足球赛的组织志愿者车政道说，“整个贫民窟到处都是足球元素，英超季前赛都会在门口写出预告。甚至很多我这样资深球迷都未必记住的边缘球员，孩子们会‘很有个性’地奉之为偶像”。在贫民窟里能看到一整块墙上印着巴西等世界杯球队的国旗。
青少年足球赛一发起就有84个学校表示了参赛意愿，最后的参赛队是20支男队和16支女队，一共踢了80场比赛，球员是8到14岁的孩子。“从初赛开始，观众都是上千人的，居民都是自发来的，从校长到邻居对比赛结果都特别挂心”，潘阳梦柔说，场上在踢，场下其他的孩子也在踢，“有塑料瓶就踢塑料瓶，有瓶盖就踢瓶盖”。潘阳梦柔还形容了比赛场上的狂热，“只要进一个球，观众就会全涌上场，尘土飞扬，能见度可能只有半米”，有节奏的跳舞庆祝、一起喊学校的名字、还会对进球的球员做膜拜状。
嘉年华当天举行的是男女队的三四名和冠军决赛，连运动场周围的墙头上都坐满了观众，还有妇女抱着婴儿就在场边上蹦下跳地欢呼。比赛开始前，每支队伍会做往返变速跑等热身活动，教练会将球员聚成一圈交代战术，场边还会有扩音大喇叭在进行解说，整个过程都显得非常专业。“还会看到孩子灵光一现、不可思议的技术”，潘阳梦柔说。有足球委员会在现场监督，比赛当天，男子三四名决赛，有一方队员被发现有请高中球员参赛，被委员会以作弊直接判负，可见这是“动真格”的严肃比赛。
最终，男子组决赛长荣小学1:0成功卫冕，他们拿着奖杯从贫民窟的最南端到最北端，一路欢歌笑语地庆祝，跑了有一公里多。“我们要让全马萨雷的人都知道我们又夺冠了”，长荣小学社会学老师兼足球教练菲利克斯说。
女子组决赛中，佩奇威逊学校以8比1大胜卫冕冠军。“2016年上届比赛我们止步半决赛，女孩们特别不甘心。这两年我们都在刻苦训练”，佩奇威逊学校足球队教练保罗说，他们会一周进行两次训练，“虽然绝对实力上女孩不如男孩，但女孩们对足球的认真不比男孩逊色”。保罗介绍道，孩子踢得好的话可以获得奖学金去读中学，甚至可以有机会能够到更高联赛和国家队踢球，“女孩们能不能去上学，可不可以追求更高的教育，到了学校得到怎样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决定了她们能不能走出贫民窟”。
“今年女孩子们的表现太好了，这次足球赛她们扛起了一面大旗”，贫民窟足球赛委员会主席塞米在赛后说，贫民窟的女孩也是爱踢足球的，不能忽略这一点，在比赛中我们在追求男女平等。塞米还特别感谢志愿者的付出，“已经不知道怎么来评价这些中国的志愿者了，他们确实付出了很多努力。每个学校没掏一分钱来参加活动，所有活动的策划筹备以及规则的制定都由志愿者来完成。”
阴斌斌说，在贫民窟里只有这一个运动场，之前是不对外开放，很多孩子想翻墙进去踢球，管理者会用棍子捅着驱赶孩子，“我们看着很心疼，就定期包下整个场地开放给孩子们进来踢球”。造梦公益还会选拔在比赛中表现突出的孩子组成一个马萨雷足球队，请专业的教练每周一、三、五给他们训练。也希望这只队伍里的孩子有一天会出现在他们的国家队里，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第32天，虽然施工从未间断，但与包工头和建材商喋喋不休的争锋相对一直在持续，如果运气不好还能遇到底层混混半路截建材收路费，但无论怎样，都阻止不了它成为贫民窟里第一所拥有地砖和吊顶的学校……”，志愿者青一直在朋友圈里记录着他来贫民窟建学校的经历，他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学院，是有8年从业经验的国家一级注册设计师。
青提到的这个学校原名叫卡索小学，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因为旁边一家，用铁皮搭建的学校被大火彻底烧毁，幸好当时圣诞节放假，没有学生伤亡。“当时的校长就向我们发来一个请求，希望我们帮助他们重建学校”，阴斌斌说，他当时把学校被大火烧毁的图片发到网上进行筹款，在腾讯公益上募集了1万多人的捐款，数额达28万元人民币，后来又得到科达陶瓷等当地中资企业的支持。
“这可能是贫民窟里最好的学校之一”，阴斌斌说。新的学校有两层，总共360多平米，14间教室，能够容纳400多学生。我在建设中的学校里看到，地面铺上了白色的瓷砖、屋顶上是木结构的吊顶，在建筑外墙上还看到水泥袋子夹在水泥墙体里的痕迹。青介绍说，因为之前都是交给当地施工团队建造，建设很不专业，“造梦公益”专门招募了两名建筑专业的志愿者，“我们来的时候，这里的墙面根本没法看，后来我们重新粉刷翻新”。玻璃的透顶可以让用电紧张的学校能自然采光，还颇有现代感；上下楼梯的栏杆是钢制的，增加了密度，可以防止小孩攀爬乱钻产生危险……在青介绍着他们的设计细节时，能感到这位建筑设计师的小有得意。
刚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建筑设计专业研究生毕业的李权，是另外一名负责建筑施工指导的志愿者。“我不想成为那种虚无缥缈的建筑师，我在这里能接触到脚踏实地的东西，能在施工现场检验我学到的专业知识”，李权说，从了解材料的属性和价格，到具体的采购和施工，再到了解不同地区施工标准的差异，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这是一个真实的空间，而不再是一张图纸”。
8月17日，学校正式落成，学校外墙上写满了中国资助组织和个人的名字，旁边是志愿者请来贫民窟里的艺术家手绘的一个旭日升起、阳光四射的图案，学校改名为“科达造梦学校”。“我们选择中国的志愿者重建学校，是因为他们是目前为止在贫民窟最好的公益组织之一。他们会对学校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学校的校长萨蒙说，有了这么好的建筑，一定会有更多地学生来这里上学。目前这所学校的中学升学率为1/4，教师有来自外面老师的兼职和志愿者，还有一些考上大学的学生会经常回这里看看。
据介绍，整个贫民窟有500多所学校，基本都是铁皮屋子。“里边是封闭的、不透光，旁边有人家烧火做饭，烟雾就会进到教室，在里面上一节课眼睛就会流眼泪”，阴斌斌说。
“科达造梦学校”已经是“造梦公益”建造的第三所希望小学了，阴斌斌2014年的时候在这里当支教的志愿者，看到这里的学校条件特别差，就希望通过募资为这里建造混泥土材料的学校，也因此在马萨雷贫民窟创立了造梦公益组织，“从之前朋友圈的一个转发，到真的能建起一座学校，是我当初完全没有想到的”。
我来到长荣希望小学，这是“造梦公益”帮助建造的第一所学校，正值周六，老师和学生用布将这里改造成第二天给居民礼拜的教堂。里面会采用木板隔间的形式，可以随时根据不同班级的人数调整教室大小，越往高年级人数越少，教室里放着学校自制的连体桌椅，墙上贴着字母表和学生的名单。“之前是铁皮房子学生不太愿意来上课，等到学校重建了之后，学生都特别愿意来上课，他们都很喜欢这个学校，而且他们还能吃到免费午餐”，长荣小学老师菲利克斯说。
这里还腾出一间作为厨房，里面干净整齐地摆放着大小餐具，为孩子们提供免费午餐，墙上还有老师值班下厨的排班表。“我最喜欢吃鸡蛋和牛肉”，正在读八年级的奥利弗说，他喜欢来学校，可以在这里交到越来越多的朋友，他还在球队里踢后卫。
免费午餐是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等组织发起的公益项目，“造梦公益”作为该项目海外延伸的合作方，主要负责材料的采购，每人每顿0.3美元，保证每周有一顿鸡蛋、一顿肉和一顿水果，已有肯尼亚7所贫民窟学校1600多名学生受益，目前已经扩展到坦桑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马拉维等6个非洲国家。“明年我们计划把公益项目覆盖到15个非洲国家，将其打造成拥有国际化品牌的中国公益项目”，阴斌斌说。
“在贫民窟的大多数学生都来自极端贫困家庭的学生，他们一日两餐都无法满足，‘免费午餐’在做很好的弥补”，弗雷德·奥卢奇非常认可造梦公益在贫民窟里所做的工作，“让马萨雷的家庭获得了生命的希望”。
在马萨雷贫民窟长期驻扎的公益组织有超过200家，“造梦公益”是其中唯一一家中国志愿者组织，成立4年已拥有一百多人规模的志愿团队，是来自世界各地不同专业背景的中国年轻人。阴斌斌说，希望能够通过走出来的中国青年的努力，让世界知道中国的公益组织也是可以更国际化，并且是有影响力和有力量的。
这是一次祛魅的过程。的确，贫民窟很脏很乱，其实又颇有秩序，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吃喝玩乐在这里一应俱全；走在道上还是会担心危险，有些地方不敢独自去，但居民们一直在热情地打招呼，慢慢地也就融入了。最重要的，是会发现贫民窟是他们企图挤进繁华城市的一个台阶，外人看着很差，但他们自己知道这里离更落后的村落要远，离有希望的都市更近，不远处的高楼大厦里有他们的工作、酬劳和未来，听说这里的自杀率几乎为零。
这三天的采访，采访了数十人，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和视频，最后未能完全见报，就把它小作修改呈现在这里。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观察着这群年轻人的“造梦”和作为。但我知道终究是片面和零碎的。
我只是在马萨雷一个叫4A的区域活动，在这里相对安全，民众也很友好。但在一条河的对岸就有非法假酒工厂，那里污染遍地、暴力猖獗，我未曾也未敢涉足；而更大的基贝拉贫民窟已经衍生出“贫民窟旅游”，成为西方人一种“消费贫穷”的消遣。但我们作为外来者何曾不是带着些许猎奇至此，然后感慨、抒情再匆匆而过。不得不说，绝对不是呆三天就能了解“贫民窟”这个庞大课题的，或许还需真正的停留与思考、行走与感悟，不仅在此处，还有更广大的非洲大陆、更鲜知的昏暗角落。
我也只是和志愿者们短暂相处，和他们当中的几个聊了很多。这群志愿者中有人是想趁年轻出来闯一闯非洲，也有经历了严重的抑郁症来这里寻找内心归属，更有抱着质疑而来的研究者，她在努力把见闻凝练成论文，或者用亲身参与去分析贫民窟里做公益志愿的得与失。这些志愿者多是每年报名，参与一届嘉年华的活动后就会离开，只有少数人会一直坚持于其中。就连和我同年纪的创始人阴斌斌，在我和他的聊天中也能体会到焦虑与彷徨，他也被家里催婚，也在奔走于寻求苦苦支撑的资金来源，也在饱受诸如“为什么要来非洲做公益”之类的质疑，也在想到底能给破败的这里带来什么改变？
阴斌斌们终究是在坚持着，总能从他那得知好消息：又要去哪个地区考察、“免费午餐”又在哪个非洲国家落实了……他也是有梦的，他说“起初是同情和热情，如今便是事业了”，看到在海外的中国公益力量少之又少，他想把“造梦公益”做成能和国际公益组织比肩的中国品牌，当我跟着他走进贫民窟，孩子们会热情地喊他的英文名Chris，看到中国面孔会一个劲地喊“CHINA！”，让人相信有些种子已经埋下。
前文中提到的唐敏，她更多地在从学术地角度参与其中，她在探索“在贫民窟建学校”之后，又接着在思考如何让行动更接地气、更有效果？他们开始着手培训贫民窟里的青年人，也让外面的青年人走进贫民窟，让人相信有些改变已在发芽。
这些志愿者虽然经历着聚与散，但我作为同龄人可以被他们的单纯与行动力深深打动，那种有执念、有计划、有配合地各展才能去干事的青春很美，当我知道那所被大火毁掉的学校因为他们而崭新屹立的时候，我说“不谈什么意义与情怀，单纯这个事情，就很酷！”，让人相信有些信念已经生长。
而这里因此而有感召，让青春在远方有投身的冲动和投入的热忱，对于自己何尝不荡漾于胸？
这里是非洲，爱与善良，人类最朴素的感怀在这里从远古到如今未曾离开，这是一片新的大陆，在古老的土地上开垦梦、迎接光。
那天，嘉年华结束，我和几个志愿者坐在一辆皮卡上驶出贫民窟，孩子们会在车后兴奋地追赶，志愿者们欢乐地高喊，很拉风、很带感，我们知道，我们在飞驰！
本 公 众 号 以 提 供 足 球 比 赛 资 讯 为 目 的 ， 不 以 中 奖 为 目 的 ， 提 醒 大 家 留 意 风 险 ， 谨 慎 参 考 ！
昨天公推红，竞彩2串1错了布拉加，命中荷甲。北单高赔7场命中4场，今天没有竞彩和北单，洋节咱也不过，就不祝大家节日快乐了!两场埃及甲比赛分析，没有实单，看个热闹。
主队马萨雷上赛季排名联赛第5名，球队本赛季开局3胜4平保持不败，目前积13分排名联赛第4名，球队主场1胜2平拿到5分，主场成绩排名第10名。球队近期联赛3连胜状态出色，3:0客胜高纳，主场3:2玛块夏，客场1:0帕哈尔科，球队3场比赛打进7球，丢2球。客队艾德瀚德上赛季排名联赛第7名，球队本赛季2胜3平2负积9分排名联赛第10名，客场2平1负积2分排名第12名，客场3战打进4球，丢7球，防守欠佳。近期艾德瀚德联赛2平1负，球队状态平平。两队最近6次交锋，马萨雷2胜3平1负稍稍占据优势，球队最近3次对阵客队2胜1平。本场比赛开出2.2、2.9、3.2，目前调整为2.15、3.1、3.1，主队0.95平手/半球0.85，目前调整为0.9平手/半球0.9，主队3连胜，平手/半球虽然稍稍走强，但是幅度极为有限，不看好主胜。
萨奇亚多坎开局7战仅仅取得1平6负，球队状态低迷，排名垫底。7场联赛，球队打进3球，场均不到0.5球，丢16球，场均丢2球多。上轮球队客场0:0玛块夏，结束开局6连败，取得联赛首个积分。客队帕哈尔科目前3胜4负，球队积9分排名联赛第9名，客场1胜2负拿到3分，三个客场打进2球，丢3球，客场成绩排名第9名。上轮球队0:1不敌马萨雷，结束3连胜。本场比赛开出5、3.75、1.53，目前调整为5、3.6、1.57，平局调低，客胜调高。主队0.9受一球0.9，目前调整为0.73受一球1.08，主队只有1分，客队走弱明显，不看好客胜。
声 明 ： 本 公 众 号 所 提 供 的 足 球 比 赛 信 息 ， 不 构 成 任 何 投 注 建 议 ， 只 分 析 足 球 本 身 。 相 关 部 门 已 暂 停 网 络 购 彩 ， 一 切 互 联 网 售 彩 皆 为 非 法 ， 目 前 只 有 彩 票 实 体 投 注 站 是 合 法 渠 道 ， 请 广 大 朋 友 提 高 风 险 防 范 意 识 ， 谨 防 上 当 受 骗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从2019年开始，我们开设了“我在现场”栏目，以新华社记者“沉下心、俯下身、融入情”的珍贵采访经历为内容，讲述他们在重大新闻事件现场的所见、所闻、所想。
2021年，他们践行“四力”，从一大会址到建党百年庆祝大会的现场；从城市抗疫一线到海外疫情中心；从暴雨淹没的农田到风雪围困的城市；从棉花丰收的天山脚下，到雪域高原的牧民家中……
从2022年1月3日起，“我在现场”栏目陆续播发多位新华社摄影记者在2021年的精品力作和照片背后的故事。希望他们的作品和讲述，能带给您希望与力量。
提到非洲，可能你会联想到炎热、战乱和疾病，尤其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经济和医疗水平较弱的非洲国家可能更会让你心生畏惧。但你可能忽略了：广袤的非洲大陆上，还有世界陆地最长的裂谷带——东非大裂谷；世界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世界最长的河流——尼罗河。除了炎热干旱的沙漠，这里也有四季如春的地方；有贫穷和战乱的地区，也有现代化的大都市。非洲五十多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是那么独特。
2021年是我在非洲常驻的第四年，这一年，我和我的相机奔波在各个新闻现场，向人们述说我眼里线 你好非洲
经历了一年的新冠疫情“洗礼”，人们对于宵禁、封城似乎已经麻木，普通人的生活早已经恢复正常。也许是买不起口罩，也许早已经对新冠病毒不以为意（在一些非洲国家，每年因新冠而死亡的人数还没有因疟疾而死亡的人数多），越来越多的人不戴口罩，就算戴了口罩也都只是覆盖了自己的下巴，起不到任何防护作用。
↑2021年7月28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街头，顾客在一处小摊前买东西。
马萨雷是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第二大贫民窟，约2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数十万人，他们的日均生活费不足１美元，但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停止，即使疫情也不能阻止。
↑2021年7月27日，“赛普勒斯”乐队成员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马萨雷贫民窟合唱乐队单曲《哈里》。
拍摄这张照片时，我戴着N95口罩，但是旁边流过的生活污水发出的恶臭，还是扑面而来。臭水沟旁边，用简陋的石棉瓦搭起一个角落，这就是他们乐队的排练场地。排练时动听的歌声，配着隔着N95口罩还往鼻子里钻的恶臭，心里的那种感动不可名状。
↑2021年7月27日，“赛普勒斯”乐队成员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马萨雷贫民窟排练歌曲。
尽管成立八年，在视频分享平台优兔上，乐队的主页订阅量仅有215，但他们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马萨雷贫民窟却拥有数以千计的粉丝。通过音乐，“赛普勒斯”正鼓舞着越来越多的贫民窟居民不言放弃、自强不息。基马尼说，面对贫困，他一度对生活失去信心，是音乐给了他追逐梦想的力量。“我们的作品源于贫民窟的生活，大部分歌词都在鼓励人们积极乐观。”基马尼说，由于生活所迫，年轻人容易误入歧途，音乐能在一定程度上劝导向善。
↑2021年7月27日，“赛普勒斯”乐队成员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马萨雷贫民窟的一面涂鸦墙前摆出乐队的代表性手势。
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附近的塞中友好医院，我遇到了中国（湖南）第22批援塞拉利昂医疗队。医疗队于2020年9月18日抵达塞拉利昂，在新冠疫情期间来到塞拉利昂，对于每一位队员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2021年12月7日，在塞拉利昂塞中友好医院，中国（湖南）第22批援塞拉利昂医疗队即将结束任务回国之际，集体合影留念。
在医疗队中，副队长邹志鸿已经是第二次作为医疗队的一员援非了。这次他的助手叫西赛，33岁，但已经是医院的“老资格”了。西赛看邹志鸿略显年轻，开始对他的医术持保守态度，但后来她对邹大夫的态度在工作中渐渐改变。塞拉利昂医疗条件相对较差，尤其在疫情期间。手术室经常缺水缺电，没有足量的氧气储备，更别说药物储备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做全身麻醉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此很多手术无法进行。邹大夫带着西赛把呼吸机、制氧机有机结合起来，在有限的条件下限时开展全麻手术。因为有了这些成功的实战经历，西赛对邹大夫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得爱问问题了，只要是他的医嘱都会坚决执行。邹大夫还购买了英文版麻醉和疼痛专业书籍，通过余暇时间给西赛授课。西赛非常感激这位中国医生，在医疗队即将离开之际，专门制作了礼物送给她的老师邹志鸿。
↑2021年12月7日，在塞拉利昂首都的中塞友好医院，邹志鸿（左）即将结束任务回国，他的“徒弟”西赛（Kadiatu Sesay）为了感谢他，将自己亲手制作的礼物送给他。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和非洲国家患难与共、守望相助。在中国抗疫最艰难的时刻，非洲国家或致电或发表声明，向中国表达慰问，送来宝贵支持。非洲疫情暴发后，中国率先驰援，向非洲国家提供大量包括疫苗在内的抗疫物资，为医疗物资匮乏的非洲国家雪中送炭。4月7日是世界卫生日，2021年的主题是“建设一个更公平、更健康的世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一些国家迄今还没有足够新冠疫苗为医疗工作者和易感人群接种，这种情况简直是“讽刺”。
↑2021年9月18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机场工作人员从飞机上卸下中国政府援助的新冠疫苗。
当写着中国援助的疫苗箱子从飞机卸下的时候，我的内心也非常激动，按下快门的时候感觉都比以前更有力量了！因为我面前的箱子里装着从祖国送来的疫苗，它将为在肯华人和肯尼亚民众提供防护，而我要打的疫苗也在其中。我马上可以结束近一年的“裸奔”工作，有疫苗护体了。本来以为只能等着回国才能打疫苗，祖国让我可以在非洲大地上打中国疫苗了！那一刻我真的很骄傲！
在年底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中国郑重承诺将再向非方提供10亿剂新冠疫苗。我当时在开幕式的会场采访拍摄，现场非洲各国的与会代表和非洲媒体听到这里时，纷纷开始鼓掌欢呼。
↑2021年11月29日，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与会代表步入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现场。
由中国路桥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的肯尼亚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蒙内铁路自2017年5月31日正式开通运营以来，给往来于首都内罗毕和港口城市蒙巴萨的旅客和物流带来了极大方便，将两大城市间的交通时间从过去的至少10个小时缩短为5个小时，降低总体物流成本约40%。这几年，新华社对蒙内铁路的报道也有很多次了，蒙内铁路有许许多多来自中国和肯尼亚的铁路人在默默付出。2021年，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想努力挖掘出一些鲜活的故事。经过一番了解沟通，我们最后选择去听听蒙内铁路指导司机杨明和他的肯尼亚女徒弟康西莉亚的故事。
↑2021年3月22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杨明（左）和康西莉亚在进行发车前的检查工作。
杨明从事的是铁路运营工作。2018年3月，在铁路系统干了大半辈子的他来到内罗毕，负责中肯双方机车乘务员的管理工作，包括日常技术业务培训、标准化作业监督指导等。
这些年，中方已经培养出50余名获得驾驶证的肯尼亚司机。其中，杨明主要负责带训6名司机长，现年27岁的康西莉亚就是其中一位。
“我的中国师傅杨明很严厉，但他总是耐心教导，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稳重、细致、善良的品质。”康西说。除了专业技能突飞猛进，康西的中文水平也已经达到汉语水平考试四级，并成功晋升为指导司机，负责培训新一批学员。
↑2021年3月22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杨明和康西莉亚进行火车机车对接车厢工作。
“中国师傅在故障排除方面非常专业，我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康西说，“我学得越多，能教给同伴们的知识就越多，我相信肯尼亚的铁路网会像中国铁路网一样越来越好。”
在肯尼亚还有一位在短视频平台意外走红的中国“80后”博主——“非洲十年”。一年多来，他用150余条关于非洲的短视频让国内网友对非洲产生浓厚兴趣，悄悄改变不少人对非洲的刻板印象。我和同事们一起走近这位兰州汉子王垚，听他讲他的非洲故事。
↑2021年10月9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王垚（中）和助理们在肯雅塔国际会展中心拍摄短视频。
2009年，在一家国企工作的王垚被派到坦桑尼亚常驻。走南闯北间，经济学专业毕业的王垚发现了商机，便辞职到肯尼亚创业。正当事业开启“开挂模式”时，新冠疫情暴发了。“疫情导致公司各项业务放缓，当时我就在想，能不能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灵敏的商业嗅觉让他把目光转向火热的短视频。2020年8月，王垚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非洲十年”的第一个作品。两个月后，粉丝数突破百万。截至2021年11月20日，“非洲十年”账号已拥有约480万粉丝，作品累计点赞量近5000万。
↑2021年9月29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王垚（中）和助理们在拍摄短视频封面照片。
王垚说，促使他做短视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希望能够改变国内网友对非洲的误解和偏见。“只要在视频平台上搜索‘非洲’二字，你会发现很多是卖穷、卖惨、不尊重当地人等内容。这不是我们生活的非洲。”王垚发布的所有视频中，最受网友喜爱的是展现中非交往的内容：跟中国人学种菜的非洲兄弟、会中国竹编的非洲姑娘、做兰州拉面的非洲师傅……“很多从没来过非洲的粉丝留言说，他们第一次真正认识非洲，不是通过《动物世界》，而是通过我的视频，让他们产生了想来非洲看一看、来非洲做生意的想法。”这让王垚很有成就感。但他坦言，相比世界其他地区，非洲在网络上受到的关注并不多。“希望今后有更多像我这样的博主，让更多人关心非洲、了解非洲。”
“万村通”项目是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提出的中非人文领域合作举措之一，旨在为非洲30多个国家的1万个村落接入卫星数字电视信号，并向20万个非洲家庭捐赠机顶盒。来自中国的企业四达时代集团作为实施方承建该项目。
↑2021年11月22日，在塞内加尔达喀尔近郊的辛迪亚小学，同学们坐在教室的地毯上观看投影播放的动画片。整套设备都是靠太阳能蓄电池供电。
塞内加尔“万村通”一期项目已完成该国14个省300个村落的卫星电视接收终端安装工作，并为项目村落培训了本地工程师。二期项目将为塞内加尔300个村落的公共区域和家庭安装太阳能电视机、太阳能投影设备、数字机顶盒等。
↑2021年11月22日，辛迪亚小学的同学们课间坐在教室的地毯上观看投影播放的动画片。
2021年世界青年（U20）田径锦标赛于2021年8月18日至22日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该届比赛原为2020年世界青年（U20）田径锦标赛，原定于2020年7月进行，因疫情而被推迟。由于疫情在肯尼亚依然肆虐，而且要近距离接触来自全世界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我和三位同事除了做好赛事拍摄计划以外，还需做好防疫的各种细节工作计划。在比赛间隙，我们还按照赛事组委会的要求做了3次核酸检测。
↑2021年8月21日，在男子110米栏决赛中，法国选手佐亚以12秒72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青年（U20）世界纪录。
↑2021年8月21日，在男子1500米决赛中，肯尼亚选手凯特（左）获得冠军。
↑2021年8月19日，在女子3000米决赛中，肯尼亚选手加泰里（前）获得冠军。
↑2021年8月22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新华社记者李琰、龙雷、张宇、董江辉（从右至左）在2021年世界青年（U20）田径锦标赛赛场合影。
8月17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第二大贫民窟马萨雷，保罗·奥丁多（左）在达人秀上跳舞。新华社记者 张宇 摄
随着最后一个鼓点落下，保罗·奥丁多将舞姿定格在舞台上。这位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第二大贫民窟马萨雷长大的16岁男孩，环顾四周，享受着观众们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和掌声。
8月17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第二大贫民窟马萨雷，人们参加“贫民窟嘉年华”。 新华社记者 王腾 摄
奥丁多自小喜爱舞蹈，只要有音乐，就会不由自主地跟着节拍舞动起来。但在垃圾遍野、污水横流的非洲贫民窟里，在生锈铁皮或焦黄泥土拼凑的简易房中，表演舞蹈对于奥丁多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梦。
真正帮助他实现舞蹈梦想的，是一群来自中国的青年志愿者。去年，奥丁多加入了造梦公益组织的才艺发展项目，开始接受专业舞蹈培训。
8月17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第二大贫民窟马萨雷，造梦公益组织志愿者在“贫民窟嘉年华”上与参观者交流。 新华社记者 李琰 摄
造梦公益组织由5位中国青年志愿者于2014年成立于马萨雷贫民窟，现在已发展为几百人的志愿团队，其成员绝大多数是在中国、肯尼亚和欧美各国的中国年轻人，也包括一些外国志愿者。这群志愿者穿梭于贫民窟的街巷之中，为帮助当地青少年实现梦想而奔波。
8月17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第二大贫民窟马萨雷，人们观看“贫民窟嘉年华”达人秀。 新华社记者 王腾 摄
奥丁多所在的舞团凭借精彩表现，在日前举办的贫民窟达人秀中获得了最佳人气奖。这场别开生面的达人秀，是造梦公益组织发起的“贫民窟嘉年华”的重头戏，迄今已举办四届。
7月25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第二大贫民窟马萨雷，一名当地儿童参加“贫民窟嘉年华”青少年足球联赛。 新华社发
造梦公益组织志愿者袁一飞说，近一个月来他们在贫民窟里张贴海报、发传单、去学校宣讲……最后共有700名选手参加了达人秀海选，其中20组进入决赛。
除了达人秀，今年“贫民窟嘉年华”的另一个重要活动是一年一度的足球节日——青少年足球联赛。这场历时5天、有90场比赛、约500名队员和4000多名观众参与的足球赛事，给众多贫民窟孩子带来欢乐。
7月25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第二大贫民窟马萨雷，一名参加“贫民窟嘉年华”青少年足球联赛的当地儿童和观众一起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
志愿者刘文杰说，如果没有志愿者来组织比赛，马萨雷贫民窟的孩子们只能在污水沟边踢瓶瓶罐罐。“我们希望一年中总能有一段时间，让他们无忧无虑地享受足球。”
从2016年起，造梦公益组织开始与马萨雷中小学共同举办青少年足球联赛，时至今日，联赛已覆盖20所学校，男女共36支队伍，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马萨雷世界杯”。
8月17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第二大贫民窟马萨雷，保罗·奥丁多（右二）在达人秀上跳舞。新华社记者 张宇 摄
参赛队伍之一的“命运之队”教练狄克逊·奥瓦加说，球队之所以起名叫“命运”，就是为了告诉孩子们，努力可以改变命运。
第二次来马萨雷做志愿者的潘阳梦柔正带领团队探索足球奖学金模式。她告诉记者，希望足球带给孩子们的不仅是快乐，还有更好的教育和更大的世界。
8月17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第二大贫民窟马萨雷，造梦公益组织志愿者在“贫民窟嘉年华”上照顾一名儿童。 新华社记者 李琰 摄
在万里之外的非洲大陆上，中国志愿者为贫民窟的孩子们带去希望，而孩子们也为年轻的志愿者带来成长。
造梦公益组织现在每年在全球招募数十名志愿者,利用寒暑假来到非洲执行短期志愿项目。同时，造梦公益团队也有成员长期扎根在非洲，目前已经在肯尼亚和乌干达建立起本地化团队。
8月17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第二大贫民窟马萨雷，造梦公益组织志愿者在“贫民窟嘉年华”上照顾一名儿童。 新华社记者 李琰 摄
“造梦公益一路的成长其实就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造梦公益组织创始人之一阴斌斌说，5年前，大二时对未来迷茫的他第一次来肯尼亚做志愿者，那段经历让他重新找到了对梦想的热情。
“第一个梦想其实很小，就是给贫民窟的孩子建一所小学。”阴斌斌说，当时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完全靠一腔热血就开始了行动，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下，他们完成了这一计划。
时至今日，在中国一些基金会和个人捐款资助下，造梦公益组织已经在马萨雷援建了4所学校，“免费午餐计划”也正在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马拉维等6个非洲国家为4862名儿童供餐。同时，达人秀、足球赛、梦想画展、青年培训等项目也一一展开。
在一次次实践中，造梦公益组织逐渐找到了方向。随着对贫民窟的了解日益加深，阴斌斌和伙伴们发现，单纯的援建很难真正给贫民窟带来实质性改变，必须从思想、视野、技能等方面入手，综合来说就是教育与平台，教育改变思想，平台提供机会。通过青年培训，提供平台、创造就业机会，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
为研究造梦公益组织而加入的英国志愿者、利兹大学博士生伊登说，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发展，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更具有世界视野和天下情怀，他们正在重新塑造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
“公益无国界，无论是中国还是非洲的孩子，面临饥饿的时候都需要帮助。”阴斌斌说，中国在脱贫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国际舞台上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的公益组织走出来，也是中国形象和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活很难，坚持住，别放弃，昂首向前。”这是“赛普勒斯”（Cyplez）乐队的一句歌词。乐队由三名成员组成，成立至今已有八年。尽管在视频分享平台优兔上，乐队的主页订阅量仅有215，但他们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马萨雷贫民窟拥有数以千计的粉丝。通过音乐，“赛普勒斯”正鼓舞着越来越多的贫民窟居民不言放弃、自强不息。
这是7月27日，“赛普勒斯”乐队成员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马萨雷贫民窟给朋友演唱乐队的歌曲。 新华社记者 李琰 摄
这是7月27日，“赛普勒斯”乐队成员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马萨雷贫民窟的一面涂鸦墙前摆出乐队的代表性手势。 新华社记者 李琰 摄
这是7月27日，“赛普勒斯”乐队成员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马萨雷贫民窟合唱乐队单曲《哈里》。新华社记者 李琰 摄
4月11日，在肯尼亚内罗毕市郊马萨雷贫民窟的“姆赛多-北京小学”，几名学生伸出大拇指凑到记者的镜头前。 “姆赛多-北京小学”位于肯尼亚最大的贫民窟之一马萨雷贫民窟内，这里常年居住着约50万日均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贫困人口。这所小学创建于2001年，原名“姆赛多小学”，2006年在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捐赠下修建了新校舍，为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感谢，校方在新校舍落成后将校名改为“姆赛多－北京小学”。这所学校开设有数学、英语、斯瓦希里语、基础科学等课程。目前，共有600余名居住在附近三个区域的学生在此就读，学生在校期间可以享用免费的午餐。新华社记者孟晨光摄
2015年初，我在朋友圈看到由中国在海外的大学生发起的贫民窟造梦计划(DBSA)。这个计划始于2014年，最初由五位在肯尼亚马萨雷（Mathera）支教的年轻志愿者立志于慈善，发起了筹款，为他们当时所支教的学校翻修房屋。他们在最初的项目之后，于加拿大正式注册了非营利性组织，并期待在2015年夏天带领志愿者回到马萨雷继续新的学校项目。
当时的我，已经在关注贫民窟问题——我的硕士论文完成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非正规社区的一手田野调查；正在进行中的博士论文则力图跳出对单个案例描述的记录，通过多个案例建立跨国人居的比较研究。为此，我阅读了大量相关跨学科的、从20世纪中旬至今的文献；我的（非正式）田野旅行涉足欧亚非大陆。在见识到贫民窟/非正规社区的不同面貌后，我对它们混乱和贫穷表面背后的逻辑和活力的来源非常好奇。也特别反感贩卖贫穷来吸引眼球的行为。
在非洲的贫民窟援建一所学校，或者去贫民窟支教，越来越被许多年轻学生和建筑师追捧。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听起来很酷的行动。但带着何种目光去参与这样的活动？其中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体验贫穷，感叹贫穷，带着光环去援助？与如何定义“贫民窟”一词一样，这些问题意味着各种争论。
由批判、质疑，到决心加入以实际做一些事情，在不打不相识之后，我作为造梦计划的项目总顾问，2015年夏天，在肯尼亚经历了两个月的实践。本文是基于过去实践的反思，旨在对贫民窟的议题抛砖引玉，供大家讨论。希望通过我的叙事，让大家了解到真实的“贫民窟”，也欢迎愿意了解贫民窟及其居民的故事、愿意参与贫民窟可持续发展的有志人士加入今后的项目。
2015年8月的一个清晨，我从自凌晨4点开始的不间断鸡鸣中，努力睁开沉重的眼皮。朦胧之间，一个黑影快速冲出铁皮小屋，随之而来的一丝光亮爬上眼睑。我这才回过神来，起身。哦，我在基贝拉——非洲第二、肯尼亚最大的贫民窟过了一夜。
“早安！睡的可好？”刚才的黑影露出了一张灿烂的笑容，这是我的当地摄影师朋友B，一个出身成长于基贝拉、20岁出头的年轻大学生。他自称“叙事者”——这是因为他对用影像纪录自己社区的日常生活投入了极大热情。在他的影像中，基贝拉不是隐藏在“贫民窟”这个标签下的贫穷与疾病，而是孩子们的欢笑、成年人努力生存的背影，以及发生在基贝拉的各种活动，还有社区中点点滴滴的变化。
B的家位于基贝拉西部靠近火车轨道的一个被三间房间围合的铁皮小院，他与读高中的弟弟挤在一间10平米房间的单人床上。他的父母则居住在另一间稍大的房间。小院铺设了碎地砖，并设有一个半围合的露天浴室、一排鸡笼以及各种杂物。这已经优于绝大多数基贝拉居民的居住条件。
B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取每天的生活用水。这天，他带着我，提着四个20升的水桶，来到主街附近的水龙头排队等待。清晨的基贝拉略显冷清，路上行人行色匆匆，越过泥泞的小道奔向不同的目的地。路边的小商铺大门紧闭，努力做大饼（chapatti）和油煎甜包（mandazi）的小贩干的热火朝天。正当我摇摇晃晃地提着一个水桶举步维艰地准备跨过一个泥坑时，B一把接过了水桶，拯救了快要摔倒的我。“你应该提两个水桶保持平衡”，他咧嘴大笑道。
在B 家享用过简单的早餐后，我们沿着火车轨道从西往东漫步。这条建于20世纪初的乌干达铁路，东起蒙巴萨，西达乌干达，成为连接东非港口与内陆的重要动脉。然而，对于基贝拉居民来说，铁路不过是市场与通往城里的交通——每天只有早晚两班，基贝拉里从未有过正式的火车站建筑。
铁路位于整个基贝拉的峡谷的高处，特别在是Gatwekera村和Laini Saba村边缘的这两段轨道，充斥着来自中国的生活用品、来自发达国家的二手衣服(Mitumba)，以及卖着从西服到二手电器到蔬菜水果的地摊和商店。然而近年来，基贝拉内的铁路承担了另一种全新的角色——接待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白人游客(Mzungu)”。
贫民窟问题，自20世纪中期以来，被学术界和国际机构的聚光灯聚焦，在21世纪也进入了普通公众视野。一夜之间，贫民窟旅游成为一项时髦活动。与此同时，消费贫困招致了道德、经济以及政治上的批判。相关利益方各执一词，进行着永无休止的辩论。
作为全世界最有名的贫民窟之一，在基贝拉，人们早已对每年7、8月纷至沓来的白人团体麻木。参观路线通常也是固定的，他们会从西北部的OLYMPIC进入，参观一下用动物骨头为原材料制作首饰的作坊，然后沿着铁路俯瞰，再参观一个并没有发生太大作用的堆肥站(Biogas station)试点、一个孤儿院或学校，到达主路后乘车离开。
肯尼亚的贫民窟居民，尤其是大多数成年人，对被拍照有种莫名的。他们有一种惯性思维，认为外国人会从他们的照片中获利。然而孩子们有着绝然不同的态度。当你行走的时候，孩子们通常都会挥着手，遥唱着“How are you, How are you”，期待着定式回复，或是自己干脆接上那句“I’m fine, and you？”。
这些外国游客看到的，是否是基贝拉真正的生活？作为贫民窟居民，同时身为基贝拉内最大NGO之一的执行官，Kennedy ODEDE在的一篇评论中阐述了他童年的经历，并且点睛道：
“我们必须持着公正的态度来看待贫民窟旅游的初衷，很多外国人去贫民窟是希望理解贫穷，冥冥之中他们被期待着可以在地经历之后做些什么… 然而，除去那些零星的评论，观光者和我们并没有任何对话，贫民窟旅游就像是一条单向行驶的车道：他们拍下照片，而我们失去一些尊严。”
与之类似的，是出身并成长于贫民窟、为联合国人居署工作的G充满愤恨的一句：“我们被等同于了马赛马拉地动物。”
当观光者的相机专注于感慨贫穷，呈现灾难化的场景时，B的相机则执着于基贝拉日常生活内部的各种变化。他痴迷地带着他的二手相机，记录清晨的水源危机、晚霞、道路整顿、足球队、画展、夜晚的繁华、拆迁、学校的罢课、街边食物，以及小人物的挣扎、骄傲、快乐和难过。他把他的照片集锦称之为“基贝拉故事”（Kiberastories）, 没有定语，没有修辞，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引导，淡淡地用照片和一小段文字讲述着别人地故事，并向外面世界的人打开了一扇扇小窗户。
7点30分，从轨道高地俯瞰炊烟袅袅的基贝拉地平线，远处火车车鸣刺破了平静。火车缓缓驶过了我们等待的地方，停在了百米开外穿着警示服的工作人员身边。“快！”B拉着我跳过垃圾小丘，跑到某个车厢入口，并在火车重新驶动前进入了破旧的车厢。车厢内部的长条木凳已被各种神态的人们挤满。我们只得选择了洗手盆的小隔间。此刻，火车缓缓启动，窗外的铁皮泥土小屋们动了起来，由于距离太近，很久一段时间眼前都是模糊的景象。瞬间，视野又被拉到远方的地平线。
在现实与虚幻频繁交互当中，火车在基贝拉另一端停留了一阵，驶入了市中心地边缘，停在了根本看不见月台的空地。全车的人不得不跳下火车，行走在斑驳的铁轨上。人们充满困惑地行走了十分钟后，终于爬上了月台抵达了一个出口，此时，检票人员伸手索要价值35先令的火车票。我尝试问了一句 ：“可以留下当作纪念品嘛？”“No!”工作人员眼皮也不抬一下，面无表情地拒绝了。一旁的B为了安慰我，给我绘声绘色地讲述去年他带着德国朋友因在出口拍照而遭到工作人员骚扰索贿的情况，嗯，这是肯尼亚令人讨厌的一面。
我们这天需要换车前往肯尼亚的第二大贫民窟马萨雷——另一个我已经工作了一个半月的地方，为我们建设的学校揭幕。基贝拉与马萨雷分别位于CBD的西南方和东北方，相距15公里左右。而在空间形态上，马萨雷和基贝拉相去甚远。相比基贝拉错综复杂的地形，马萨雷峡谷的范围基本是以河为中心，南北各有一条平行的主路。河谷高处是由其他基础设施——例如肯尼亚电力、Thika 路和Juja 路——为界所限制出的一块区域。
卫星图可以明确看到，马萨雷东西两头以及南侧的Juja路沿岸区域很多都是公寓式的高层建筑——被贫民窟居民戏称为“中产阶级”的群居地。因为租金低廉且生活出行方便，公寓的单人间不少是附近上学的大学生借住。只有在马萨雷中心区域的居住区才是典型的贫民窟棚屋。这种空间的分布和马萨雷峡谷（Mathare valley）的发展史不可分割。
整个马萨雷峡谷占地约200公顷，其中34%的土地属于国家，8%属于内罗毕市政，其余属于私人财产。非法占据（squatting）或从土地所有者（通常都是印度籍）那里租赁土地建设房屋的行为，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出现。1950年代，形成了9个小规模的独立村落。由于被当局认作是与茅茅起义(Mau Mau revolt)相关的基库尤人(kikuyu)的据点，西侧的一号村（villgae I）1954年遭到定点清除，大量基库尤人，或被拘留，或被遣送乡村。
真正让马萨雷的空间分布产生巨大变化的里程碑，出现于1960年代末，即被称为公司合作社住房（company housing）的投机性房地产建设风潮。最初，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是有一定积蓄的原非法住民为了保证自己将来的权益，决定合资买土地作为自行居住用地而发展起来的。他们的购买行为促进了土地升值。除了这些本地的合作社，其他来自中产阶级的合作社，也认识到马萨雷的地理优势以及发展价值。因此，大量外部资本介入了合作社住房的建设大潮。
仅1970年初，就新增7628间房间单元(Etherton, Mathare Valley: A Case Study of Uncontrolled Settlement in Nairobi, 10.)。这种新建的公司合作社住房，密度上远远大于已有的村落。他们虽然提供一定基础设施（水和厕所），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合作社，并不会考虑任何社区公共空间以及其他软性设施。因此，合作社住房的空间肌理，以一种均质的群居模式呈现（一个单间一个家庭）。这些当初只有一层的合作社住房，正是马萨雷河道南侧地区（包含西侧）高层公寓建筑的雏形。
河道北岸的大片土地为政府所属用地，因此整体发展缓于南部。马萨雷北部“地点与服务”项目（Mathare north site and service）由世界银行资助，内罗毕市政府和房屋发展局主导，于1980-1982年进行四个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在1985年之后进行了地块(7mx19m)的分配和以地块承配人建设。
“地点与服务”（Site and Service）项目是由1970年代世界银行主导出资、联合第三世界各国政府为解决贫困人口住房危机而提供的一种解决方案。
与马萨雷北部相邻的马萨雷4A区域，原为荒芜的采石场，以及稀疏的、非法占据市政用地的村落。在1990年代，由德国政府提供资金对其进行升级。此项目旨在改善25000名居民的居住条件。由内罗毕主教区出面建立的Amani 住房信托（Trust Housing）作为执行部门，在1990年代末期开启了涉及6000户人家以及一条12米宽的主干道的建设试点区域。经过多重政治波动后，终于在2007年完成了98％的基础设施扩建和50%房屋的升级。在这样的影响下，马萨雷4A区域有许多砖砌的低层建筑，主干道两侧随处可见各类商铺、流动小贩、机动车。所需物品应有尽有，日暮时分便愈发热闹。目前4A地区有一所德国医院、一座容纳1500人的公立学校，以及近30所私立小学。
河对岸的Bondeni以及Shantit区域的氛围大不相同。这片区域是当年三号村（village III）的所在地。1970年代的报告已指出，三号村的侵占（squatter）行为缺乏组织，商业设施与公共设施相较其他村落也有所不足。
作为非法制酒产业（当地称为changaa）的集中地，这片区域一直以来是马萨雷居民口中最危险的地段。这不光因为那些躺倒在路边的醉鬼，任何外来者都牵动着非法制酒者自我防御的敏感神经，还有因缺少就业岗位而游荡在街头的坏男孩团体。
走在Bondeni的主干道上，两边尽是破败的铁皮小屋，与4A的彻底商业化相去甚远。这里街道两边几乎没有商铺，通往河边的小巷深处浓烟滚滚，走近一看，便会发现成排的、被烈火熏得漆黑的柏油桶，盛装着劣酒原料，在河边进行蒸馏。长期用于制酒的河岸，沿线房屋都变得一片漆黑，非法制酒也严重污染马萨雷河地支流水域。此区域地学校数量与4A地区相差悬殊。
与基贝拉几乎清一色的棚屋大不相同，由于历史原因，马萨雷的肌理和区域更加多样化。从马萨雷的整个发展史及各个区域的简介就可以看出，它的绝大多数区域建设以及土地所有权都是正规的，或是受到了政府的援建，或是由私人公司投资开发。但讽刺的是，无论官方主导的“地点与服务”项目，还是公司合作社住宅，如今都被定义为脏乱差的“贫民窟”的一部分，而马萨雷继续戴着“肯尼亚第二大贫民窟”的铭牌，伴随着“暴力”、“贫穷”、“”、“援建”等标签，出现在各种媒体上。
内罗毕，这个东非最大的都市，非正式部门雇佣了这个城市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有相当份额的城市收入的生产和消费都在所谓的贫民窟中。而内罗毕市内的100多个“贫民窟”容纳了60%的人口，其中90％都是租户，年轻人的流动性极大。
到底是谁“制造”了贫民窟，谁又利用了贫民窟这个标签，还有多少其他标签横在这些社区和公众之间，这样的标签又对其中的居民有怎样的影响。在马萨雷项目建设、调查以及和当地居民/社区团体合作的两个月中，我一直带着这样的问题。后文，我将通过不同的几个专题来一一阐述。
唐敏，比利时鲁汶大学以及法国巴黎一大（先贤祠-索邦大学）建筑学双博士候选人。
致力于跨文化地域的人居环境比较研究，关注和后殖民城市景观。博士论文主攻以日常生活视角下对伊斯坦布尔、孟买、上海以及内罗毕等大都会中自营建构社区的机制与活力进行解读、纪录与再构建。